工资扣税是政府最阴险的创新——一种心理上的手法，让公民忘记自己正在被抢劫。在1943年之前，美国人每季度都要给国税局写支票，感受到每一美元从他们手中流走。痛苦是直接而深刻的。政治家们因税收增加而面临持续的反抗，因为人们确实注意到了。 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战时“创新”改变了一切。现在，你的雇主在你看到钱之前就悄悄地抽走了钱，而政府则像赠送礼物一样把你自己的钱以“退款”的形式发还给你。普通美国人庆祝从全年被扣的15,000美元中拿回3,000美元——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煮青蛙的比喻在这里非常贴切。如果你每个月不得不给政府写一张1,200美元的支票，而不是自动扣税，你会要求对每一个浪费的项目负责。你会问为什么你的“代表”花费数万亿去轰炸外国，而你的道路却在崩溃。你可能会停止投票给任何承诺扩大由你的劳动资助的政府项目的人。 这个系统故意模糊了大多数人生活中最大的开支。在所得税、工资税和雇主的“贡献”减少了你潜在工资的情况下，普通工人放弃了30-40%的生产性产出。这比中世纪农奴支付给他们的领主还要多——但至少农奴看到了交易的发生。

苏联的崩溃是因为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定一个钉子厂应该生产一百万个小钉子还是一个巨大的钉子。没有市场价格，他们根本不知道人们真正想要或需要什么。这并不是某种古怪的共产主义问题——这是用官僚的猜测取代自愿交换的必然结果。 每个政府项目都面临着同样的知识问题。美联储在设定利率时并不知道数百万储户和借款者的真实时间偏好。政治家们在“基础设施”上分配数十亿资金，却对哪些道路、桥梁或宽带网络创造了真正的价值与政治照片机会毫无头绪。 但这里有一个美丽的讽刺：当官僚在黑暗中摸索时，市场中每一笔自愿交易都揭示了关于人类偏好和资源稀缺的精确信息。价格不仅仅是数字——它们是压缩的知识信号，任何中央权威都无法复制，无论他们雇佣多少博士经济学家。

1884年，尤根·冯·伯姆-巴维克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与同事们喝茶时，一位教授抱怨工人们要求立即支付工资，而不是等待每月结算。"但他们难道不明白耐心等待会赚得更多吗？"教授愤愤不平地说。 伯姆-巴维克放下杯子，微笑着说："现有的商品通常比未来同类商品更有价值。"这不仅仅是关于不耐烦的工人——这是所有资本形成和利息的基础。 他解释说，手中的一只鸟确实比灌木丛中的两只鸟更有价值，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时间本身创造价值。而这种时间偏好驱动着整个生产、储蓄和投资的结构。 今天的中央银行家操纵利率，仿佛时间偏好不存在——人为地降低未来商品相对于现有商品的"价格"。但伯姆-巴维克知道，不应该与人性作斗争。